思想者小传
周山 1949年生，南京安神礼仪4000253450上海市崇明县人。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、周易研究中心主任，华东师范大学 “双聘”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；兼任中国逻辑学会常务理事、上海市逻辑学会副会长。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，代表著作有 《中国逻辑史论》、 《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》、 《周易解读》、 《中国学术思潮史》等。近年来注重于中国文化重心当代转移的研究，发表有 《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》、《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》等多篇论文。
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作了明确阐述，并号召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，使优秀民族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。但是，在具体的 “挖掘”与“阐发”实践中，出现了某些偏颇甚至误将糟粕当精华的现象。例如，有学者认为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是儒家的文化价值体系，小传统是 “三纲五常”等伦理思想；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意义就在于 “重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和谐”。实际上，中国传统文化极具多元性，其文化重心在现代出现了转移，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在当代也有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。
传统文化的多元性
这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时代，而非有凤无龙的局面。
今人讲传统文化，往往只讲儒家文化，讲传统文化思想价值，也往往只讲儒家文化价值体系。固然，儒家文化在漫长的2000年封建社会里，一直担当着主流文化的重任，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与实践。但是，早在中国文化的第一个轴心时代，就曾演绎过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 “百家争鸣”文化盛典，儒家只是其中一家。
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，可归为二元结构。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往往与“水”结缘。例如，中东地区古文化以“两河文明”标识。中国人习惯以 “华夏文化”一统中国文化，淡化以致磨没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及其发展脉络。事实上，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与黄河、长江息息相关，经过近万年的积淀，形成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统。
远在新石器时代，黄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，形成了大溪文化、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、大汶口文化等代表性的古文化圈。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显示，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，在新石器时代也相继产生了位于上游地区的大溪文化、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、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，其沛然底气，不逊于黄河文化。青铜时代，中国文化进入成熟期。黄河文化加速发展的同时，其重心由西往东移，即由岐西、河套一直东移，最后止步于齐鲁，成为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。长江文化也在三大古文化的基础上，分别形成了巴蜀文化、荆 （湘）楚文化、吴越文化，而以居中的荆楚文化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。最近几十年接连不断出土的简帛古籍，也有力地表达了长江文化轴心区域的文化底气。
两种文化既有相融相长的一面，也有差异的一面。例如，在文化标帜上，黄河文化以龙为代表。在濮阳地区一座距今7000年前的古墓中，墓主人的上位以贝壳堆塑着一条龙，下位则堆塑了一只虎。黄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，多以龙头为饰件，古墓壁画人物的双目多为圆形 “龙眼”。以致建都于黄河流域的皇帝，也自诩龙种，甚至衣服、器用也要饰之以龙。长江文化则以鸟为代表。巴蜀文化区的 “三星堆”遗址，满目皆鸟：十几米高的青铜神树，十三个树杈上各立一鸟，一条小龙头下尾上贴于树根处，龙与鸟的地位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；青铜人像，既有人身鸟首，也有人首鸟足；人的双眼细长，“凤目”替换了 “龙眼”。成都市内的“金沙滩”遗址，同样充满着鸟文化气息，一幅金光灿烂的 “太阳神鸟”，已经成为长江文化独一无二的形象代表。长江下游，早在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，就有玉鸟遗存；青铜时代更有“鸟文”成俗，即在青铜器铭文旁刻有相应数量的单线鸟形图。鸟文化在楚地终于上升到了精神层面， 《庄子》首篇 《逍遥游》，以寓言形式讲的第一个故事，就是 “大鹏展翅”。由此展示了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。
青铜时代晚期，在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术群体，被后人尊为圣人、亚圣的孔子、孟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，核心价值观是“仁义”。在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另一个形式松散、思想深邃的学术群体，被后人尊为道家始祖的老子、庄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，核心价值观是 “自然”。 《庄子》中有一则寓言故事： 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稴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这是孔子向老子 “语仁义”时，老子给孔子讲的故事。短短二十三个字，道明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。黄河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 “相濡以沫”：当灭顶之灾来临时，将一线生之希望留给他人， “仁义”关怀可谓极至。长江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 “相忘于江湖”：忘掉仁义，毋须关怀，是因为人人都生活在最适合生存的环境里。前者是被动地应对生存环境，后者是主动地开拓生存环境。汉武帝看中了 “相濡以沫”对于维持社会稳定、保护既得利益的功能作用，遂决定 “独尊儒术”。 “相濡以沫”，无疑是最最核心之术。矛盾的一方既已占居了主导地位，矛盾的另一方即 “相忘于江湖”的思想价值观被边缘化也就成为必然。黄河文化，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。
二十世纪初，长江文化借助于西方文化的涌入浪潮，拉开了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帷幕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，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、瞿秋白等人，皆为长江文化圈中人。新文化运动，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华丽转身。而儒学因 “与现代化无缘”，注定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被 “打”的命运，而长江文化作为矛盾的另一方应运崛起便成为历史的必然。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，文化重心的现代转移已经完成。主张开拓进取，以个体发展基础上的群体提升为生存目标，已成为人们的共识。在长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今天，我们并不否认黄河文化在稳定社会、修养人性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。这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时代，而非有凤无龙的局面。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，既是长江文化的呼唤，也是中国新文化思想价值的核心。
今天的中国文化是昨天的中国文化的延伸，所以我们将昨天的文化称为传统文化；文化重心的转移只是文化自身的调适与更新，而非外来文化的替换。西方文化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潜在的另一方，并赋予了她顺应时代的新形式新生命。中国文化重心的顺利转换表明，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，圆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。
传统文化的精神
要遵循自然法则，如同地道安居于天道之后，才会无往而不利。人际交往要注意用柔谦让，才会朋友遍天下。只讲自强不息不讲厚德载物，结果必然是称霸；只讲厚德载物不讲自强不息，结果必然是深陷困境。
由于中国文字由象形文字到象意文字的自然递进等因素，中国文化自古至今从未中断。由于作为传统文化思想价值坐标的 《周易》完整流传3000年而不易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化巨擘，展示天道与地道的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，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精神，同时也是这个具有多元特征的文化大国共有的文化精神。
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源自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 《周易》中的 《乾》《坤》两卦的义理阐发。由六个阳爻构成的乾卦象征刚健的天道： 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由六个阴爻构成的坤卦象征柔顺的地道： 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然而，乾、坤两卦的卦爻辞所披露的信息，非仅刚健与柔顺之性，其间蕴含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四个重要支撑点。
在 “自强不息”的天道中，蕴含着三个支撑点。第一个支撑点是 “忍”。这虽然是自强的起点，却包含着两种状态。一是 “潜”的状态，就像一颗种子，埋在地下，吸水分，伸根系。这是积聚力量的初始阶段，忍得住寂寞，是一种理性的表达。二是 “见”的状态，就像一枝新苗，刚刚破土而出、迎风而立。这是积聚力量的第二阶段，争取一切帮助，才能茁壮成长。寻求帮助，难免忍辱负重，却是一种智慧的表达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由于采取主动的 “忍”而争取时间积聚力量成就事业者，屡见不鲜，如越王勾践。第二个支撑点是“忧”。已经步入自强，如何继续前行而“不熄火”？忧患意识无疑是确保自强不息的重要支撑。忧患意识又因状态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差异。第一种状态是 “夕惕若厉”：刚刚步入自强，保持 “朝乾夕惕”的状态，即白天勤奋工作，晚上惕怵自省，就不会失误而能继续前行。第二种状态是 “或跃在渊”：事业的兴盛发达、社会地位的升高，有如登上高山之巅，抬头举手可触天，低头面临万丈深渊，所以，一定要保持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，方能在自强之路上继续前行。第三个支撑点是 “悔”。已达自强顶峰，如何仍然保持 “不息”？犹如一个人已登社会最高位，保持头脑清醒最为重要；增强 “自悔”意识，是持盈保泰的不二法门。 “悔”也有两种状态，一是刚刚跃升事业顶峰，不可因功成而自负、独断专行，仍需任贤用能，发挥众人之力；二是久居高位，总会有决策失误，所以更要有 “自悔”之心。惟如此，在自强的顶点才能保持“不息”、避免走向反面。
在 “厚德载物”的地道中，蕴含着传统文化精神的第四个重要支撑点：“后”。坤卦的卦辞中，用了三个类比以明地道：一曰 “牝马之贞”，二曰 “先迷，后得”，三曰 “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”。三个例子讲同一个道理：要遵循自然法则，如同地道安居于天道之后，才会无往而不利。人际交往要注意用柔谦让，才会朋友遍天下。大地承载万物生生不息，却总是将功劳归于天道，从不夸耀自己。地道的这种 “厚德”，核心在 “谦后”。用柔怀谦的“后”意，在春秋末期的老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张扬。
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两个面，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只讲自强不息不讲厚德载物，结果必然是称霸，如越王勾践；只讲厚德载物不讲自强不息，结果必然是深陷困境，如“相濡以沫”的涸泉之鱼。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，正是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三十年。但是，如果只注重于 “自强不息”的成果宣传和经验总结，而忽视了对 “厚德载物”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和有力宣传，难免会导致国际社会的误解，形成大国忌之、小国畏之的不利局面。
传统文化的现代阐发
我们在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的时候，既要尊重 “鞠躬尽瘁”之类的传统美德，更要拥有 “顺应自然”这样的现代理念。
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，当然要在文化重心转移的背景下解读，要在传统文化精神的阐发中出新，更要在当代社会的现实境遇中展开。因此，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挖掘与阐发，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：
一、开拓进取。长期以来，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刻意挤兑道家，以致长江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、庄子的思想一度遭到曲解，甚至其身份也受到怀疑，老子成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， 《老子》一书为秦汉年间的杂凑作品，庄子也成了不思进取的隐士文化代表，等等。今天，当我们摈弃偏见，重新挖掘其思想价值时，看到的恰恰是陈见的对立面，开拓进取是老、庄思想的主旋律。老子理想中的 “圣人”，应该具有方正、廉洁、正直、透明的品性，而又能把握 “不割”、 “不刿”、 “不肆”、“不耀”的分寸。他主张 “无为”，是为了实现 “无不为”。庄子给世人讲的第一个故事，是由鲲化生的大鹏鸟 “扶摇直上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徙于南溟”。胸无大志的燕雀在树丛中跳跃，讥笑大鹏的高瞻远瞩、开拓进取。庄子开拓进取的鸿鹄之志，被满腹经纶的儒士们曲解了2000多年，反而是后世的农民领袖陈胜将之引为知音：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！”在改革开放的今天，这种开拓进取的思想，正是我们首先需要挖掘和阐发的民族文化基本元素，使之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。
二、顺应自然。自然，是长江文化的最高范畴。老子说： 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。天地之道，都要遵循自然，何况人类的行为举事？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，说的正是顺应自然之理：小鱼肉嫩易碎，油烹时必须小心翼翼，切忌频繁翻动；大国人众，尾大难调，政策稳定为第一要务。一大一小，顺应自然的原则却一样。 《庄子·养生主》是从养生角度讲顺应自然的好处。首先讲了一个厨师解剖牛的故事：庖丁解牛，依乎天理，因其固然，“彼节气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，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”。正因为遵顺自然之理解剖牛，所以他手中那把牛刀，历时十九年、解牛数千头， “刀刃若新发于硎”。庖丁解牛的本意是顺应自然，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。
顺应自然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，庖丁解牛的现代意义不仅在养生之道，也在为人之道、为政之道。例如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，相互间的矛盾、摩擦难免发生。如果能从矛盾中找到化解矛盾的空间，全神贯注，以 “无厚入有间”的方式予以解决，既维持了社会环境的和谐，又避免了人与人之间相摩擦所引起的心理伤害。就工作、事业而言，顺应自然，游刃有余，是人人都企盼的理想状态。但是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 “鞠躬尽瘁”却被作为典范提倡，自诸葛亮始，几乎成为身居高位者的座右铭。而在历史上，鞠躬尽瘁的结果往往是悲剧；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结果是三足鼎立中的蜀国第一个出局。我们并不否认鞠躬尽瘁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积极作用，但是与举重若轻、游刃有余的工作效率相比较，后者更可取。因此，当我们在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的时候，理应优先选取 “庖丁解牛”这一类 “顺应自然”的文化元素，古为今用、推陈出新，改变观念。既要尊重 “鞠躬尽瘁”的传统美德，更要注重选拔那些具有 “顺应自然”的理念、能够举重若轻、游刃有余地开展工作的人才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。这是新时代的呼唤，也是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。
三、和谐社会。和谐的本义是指不同音阶之间的协调。引申到人类社会，指人与人之间、阶层之间、民族之间、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。在有着多元文化悠久历史的中国，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，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与方法则有不同。
老子主张通过 “柔”与 “后”的途径和方法实现社会的和谐。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是：方正而要自然，廉洁而不伤人，正直但不能无所顾忌，光明但要内敛。人的刚性有了柔性配合，人际关系才能和谐。用柔的目的，不仅在协调关系，更在成就事业。例如， 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”。柔性的善用，又往往表现为 “后”或 “下”，用另一个词表达叫作 “不争”。他用至柔之水作譬： 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。与世无争不是消极退避，而是追求和谐，也是 “厚德载物”的一种表达。在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中，他主张通过“下”即谦下的途径实现和谐：大国对小国谦下，便可取得小国的信赖；小国对大国谦下，便可取得大国的信任。在大、小国关系中，主动权在大国，所以， “大者宜为下”。老子这种协调国际关系、营造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方法，在国际关系普遍紧张、少数大国强国任意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小国政权的今天，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有一个名为墨家的学术群体，创立过一种平民政治学说，提出过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及其运作方法：尚贤-节用-兼爱。对贤能之士，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、丰厚的薪水报酬、处理政务的实际权力；节约资源、去除奢侈浪费，确保每个人必需的生活资料；如同关爱父母兄弟那样关爱每一个社会成员。在封建社会里，这样的和谐构想必然被视为异类，因而一时的 “显学”很快就变成 “绝学”。但是在今天，这一文化遗产理应受到重视，深度挖掘并加以必要的阐发，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一处源头活水。
以 “相濡以沫”为价值取向的儒家所主张的和谐模式，便是 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为伦理基础的 “三纲五常”社会结构。这种价值理念和社会结构，早在上世纪初就被新文化所抛弃，但是儒家关于和谐社会的其他思想，仍然可以阐发并融入进今天的和谐社会理论之中。例如，孟子关于“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阶层关系分析；荀子关于“王者富民，霸者富士，仅存之国富大夫，亡国富筐箧、实府库”等阶层利益分配中的损益警示，都是值得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当代社会参考的济世良言。（周山）
